20平方米不到的房间里，3个铁皮柜，1个搁物架，满满当当，塞的全是书。” 真正的好书无法和大家分享，介绍给观众的大多是自己清楚“不够好”的书，这种状态让李潘备受煎熬，她下定决心改版。
《读书》
20平方米不到的房间里，3个铁皮柜，1个搁物架，满满当当，塞的全是书。这是央视十套栏目制片人兼主持人李潘(微博)的办公室，写有“子午书简”四个大字的牌匾搁在铁皮柜的上方，已经落了灰。6月13日，李潘主持了5年的《子午书简》正式改版为《读书》，不仅名字和播出时间换了，节目内容和形式也“改头换面”，从10分钟的一人简单讲谈，变成了现在每期30分钟三人的评书论道。
新节目并不像想得那么一帆风顺，播出两个多月后，李潘拿到了头批收视率报表，她大大咧咧地展示：“最高0.16%，最低才0.03%，成绩不咋地。”然而她毫不在意，“培育新节目都需要时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在李潘看来，一切已经在朝自己的理想进发，因为她终于让自己书架上的书，也走进了节目里。
改版
选书标准不变，变顺序
改版前，《子午书简》的收视率已经保持在0.1%左右，足够它在央视十套站稳脚跟。但就是这档自己花了大心血，也收获了肯定的栏目，却让李潘一度很困惑。她时常盯着家里的书架发呆：“为什么我书架上的书永远进不了节目，节目里介绍的书也上不了我的书架？”
矛盾背后，李潘意识到了自己的妥协：“在收视压力下，我挑选作品时特别注意它们的话题性、故事性，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实际上并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好书。”
真正的好书无法和大家分享，介绍给观众的大多是自己清楚“不够好”的书，这种状态让李潘备受煎熬，她下定决心改版。“迎合观众能让我活下来，但活着总还要有些理想，我们期望能做更大型，更能传递思想和新知的读书节目。”李潘打了个比方，“我书架上哪怕能有一半的书进入节目，那也是个胜利。”
虽然节目变动很大，但李潘却透露“筛书”的标准“根本没变”：“还是‘彰显主流价值’、‘有用’和‘有趣’三条——只不过调整了标准的顺序，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子午书简》时期，有趣，也就是话题性、故事性，排第一位；然后才是有用和主流价值。而在《读书》中，三条整个反了过来，李潘特别强调“有用”的涵义：“除了物质上的有用，我们更追求精神上的有用。”
所以她在最新一次录制中，挑战了《易经》——这是她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主题。“很多人可能听到这种大部头的名字，都不敢读了。”李潘笑说，“其实我看了一遍，也完全没看懂。”看不懂没关系，她请来学者曾仕强，直白地问，“《易经》到底怎么读？”“《易经》太大，我们不求做全，只求哪怕其中一个小问题，做透了就成，比如专讲‘否极泰来’在《易经》中的解释。”李潘说，“标准调整，我们可做的电视读书范围就拓宽了——只要是好书，即使难度大，我把它做成导读类，也要推荐给大家。”
录制
不请作者，节目“折损率”5%
李潘说，《读书》要解决的问题，其实看上去很简单，只有三个：“读什么、谁来读、怎么读”。读什么，取决于节目组两轮选题会；怎么读，多半取决于前期策划和后期剪辑的谋篇布局；而谁来读，却是个必须依靠“外援”的大问题。
“很多人以为我是主持人，我来说就好，其实《读书》更像一个平台和沙龙，真正有关一本书思想、观点的传递，靠的是两位‘分享人’，我不过在中间穿针引线。”李潘口中的“分享人”，是每期节目都会请到的两位评书论道的嘉宾。和“筛书”一样，《读书》也有三条“筛嘉宾”的标准：一是对这期推荐的书有独到见解，二能在电视上“说出来”，三不找作者。为了符合标准，栏目组总要在邀请嘉宾之前下一番调查功夫。“先看他的知识背景是否和我们的主题相合，再看他能不能‘侃’，‘茶壶里煮汤圆’的人肯定不适合做电视节目。”对于不请作者的原则，李潘解释为希望保持第三方视角，“中国是人情社会，作者往你对面一坐，基本上别指望别人有批评声音了。”
“有想法，又能海阔天空聊开的嘉宾真的很难找，想想《百家讲坛》那么多年，又出了几个于丹、易中天呢？”何况，即使找到合适的候选人，也有可能出现突发状况。上一次入棚，《读书》寻到一个私下特别能说会道的嘉宾，谁知面对镜头，这位嘉宾却“僵”了，每次说话不超过六句话，回答基本上都很抽象。“他每次说完就朝我和蔼一笑，笑得我都崩溃了，那期节目十有八九得折损了。”由于种种原因，《读书》的折损率大概在5%左右，也就是说，每录20期节目，就有一期是白做工。
前景
大众化栏目？痴心妄想
从1996年在央视做第一档读书栏目《读书时间》，李潘就一直面对这样的质疑：作为“快消品”、大众化的电视，和代表高雅文化、面向小众的读书，本质上天然矛盾，因此做电视读书节目，从根本上就不可行。“电视读书栏目的价值不在收视，甚至它对观众的意义，未必大过对电视台自己的意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把这类栏目比作一个物种，它的存在表达了电视台的文化关怀，“所以它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
但李潘不这么想，她坚信自己正在做“一件积德，且有效的善事”。“精英知识分子有足够多资源，和足够强大的世界观，他们确实不需要读书节目；但更多中小城市里，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渴望精英文化，可生活环境里又得不到这些信息的那群人呢？还有大城市里，没时间读书的白领们呢？”李潘反问，在她眼中，分众是大众媒体的发展趋势，“就像报纸会分版一样，有些版面读者群体小，但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
虽然认为电视不适合读书是个“伪命题”，不过李潘也认同，读书栏目并不应该以收视率为上。“我们最需要想清楚的，就是这类栏目的功能定位：到底是拉收视来的，还是负责传播新知？”她直言，想要把读书栏目做成大众化栏目，确实“痴心妄想”，“如果真能做出来，那也是披着羊皮的狼，就像某些‘伪’读书栏目一样，借读书的名义，搞点明星访谈、养生、娱乐，丧失了读书栏目真正的担当。”
作为日播节目，《读书》每月有21期节目播出，这也意味着，李潘每个月要读21本书。“我把我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拿来读书了。”李潘的脸上看不出丝毫厌烦，“怎么会烦呢？现在选的都是真正的好书，好书只会让人有幸福感。”她计划着，下一步把有想法的普通读者请进摄影棚，彻底把节目打造成读者交流平台。说到这个她两眼发亮：“草根分享人的概念，不是很棒吗？”(本报记者 王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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