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香港著名词人,早已写道“我怕太早把人生看通透”的他。却已是位看通看透人生世事的修行者。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他,喜欢谈中国新诗,诉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慕。
身为香港著名词人,虽然林夕在歌词中早已写道“我怕太早把人生看通透”,但今日的他在外人看来,却已然是位看通看透看淡人生世事的修行者。这个冬天,林夕携其在大陆推出的第一部散文集《原来你非不快乐》来到上海。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他,更愿意谈谈中国新诗,聊聊苏东坡,诉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慕。
据说您在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颇花心力钻研中国新诗,能跟我们谈谈这段经历吗?那时读新诗,往往觉得新诗的逻辑是很跳脱的。诸如夸张和黏连法是常用的技巧,像“你的脸很耶稣”、“我的人生很希腊”这类的。但这其实要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能做。你看,古代的唐诗宋词,不管怎么写,每首作品总有一个“文眼”在。新诗就不总是有这样“文眼”。有时对新诗来说,可能最记得住的部分反倒是那些最不容易让人记得的部分。 那您比较喜欢哪位中国新诗诗人与作品?
身为香港著名词人,早已写道“我怕太早把人生看通透”的他。却已是位看通看透人生世事的修行者。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他,喜欢谈中国新诗,诉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慕。
林夕:这个很多了。我早年读书的时候,十分迷恋周梦蝶的作品。到现在我还牢牢记得他那一句“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谁能赤着脚走过一生”。他的《孤独国》、《还魂草》,我都一一熟读。那时的资讯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很难找得到他的书。我听朋友说在一些小的旧书店里可能会找到周梦蝶的诗集,就花了很多气力去搜寻。好多年之后,我才逐渐完整地看得到他的书,总算偿了心愿。像他的《不负如来不负卿》,哎呀,真是好。还有他那一手蝇头小楷,真的很漂亮。除了周梦蝶之外,还有余光中。我最喜欢余光中的《白玉苦瓜》、《隔水观音》。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我还嫌余光中的诗写得太白,不及周梦蝶那样有古风。现在看真是十分幼稚。痖弦的作品我也十分爱读。
“五四”那一段,说实话,我对徐志摩不敢恭维。其实我个人十分喜欢“九叶派”诗人的作品。当年我的硕士论文做的题目就是“九叶派”。现在的年轻人不大知道他们了,可“九叶派”那几个人真的很厉害。像穆旦、郑敏、辛笛,真是很了不起。我自己还有幸在香港见过一回辛笛先生,那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我厚着脸皮去看他,这段经历很难忘。话说回来,他们那一派在我看来,已经摆脱了什么诗情画意这样简单的境界,一点都没被拘泥。他们把诗情画意的境界和层次提升了,不再是谈什么风花雪夜的浪漫派,而是真的能通过运用很精准的字眼来表达自己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和态度。比如我十分喜欢穆旦的一首诗《旗》,他是这么写的,“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风是你的身体,你和太阳同行,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我一读,就很惊叹,一点都没有卖弄技巧,但是很有深意,而且能有这么新的角度去写这么普通的事物。我个人受他的影响很大。
身为香港著名词人,早已写道“我怕太早把人生看通透”的他。却已是位看通看透人生世事的修行者。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他,喜欢谈中国新诗,诉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慕。
您言谈中透露出对中国古代诗词也十分熟稔。
林夕:坦白说,好多人问过我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这里说,“中国风”理应有它自己的位置,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还远远不够呢。现在大家所见的“中国风”,不过是借一些古典的道具来构成一些画面,而且还是一些不成材的工笔画,你在其中看不到提升自己的境界和可能。我们真的要亲近古典世界,那就千万不要糟蹋那些哲理,不要糟蹋那么丰厚的文化和那些充满智慧的概念。现在的“中国风”只是拿了一些最简单的道具,或是模仿了些宋词最基本的手法,歌曲的最后几笔想弄出个深远的境界。但我总觉得它们缺乏感情,缺乏真实的体验。好比《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有一些衣服,加了点古代的元素。但是没有对古典的情感,真实的情感。
身为香港著名词人,早已写道“我怕太早把人生看通透”的他。却已是位看通看透人生世事的修行者。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他,喜欢谈中国新诗,诉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慕。
那么您自己个人的创作又是如何在商业化和传统之间进行调和的呢?
林夕:对,这也正是我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中国风”不在道具,也不在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样的词藻。我们吸收的不应该仅是文字,更要紧的是在境界。我举个例子,我曾给张敬轩写过一首歌《迷失表参道》,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首很“中国风”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人要找一家很怀念的百货公司,但在找寻的过程中,自己迷路了。后来发现迷路的地方却是个好地方,那就停下来好好欣赏吧。你看,我这里是借用中国古代文学最上乘的表现手法:在中国古人看来,人即使迷路了也不要紧,只要你所身在的地方是好地方,我们就停驻下来慢慢赏味。我们要抓到真正的中国古典的味道,我甚至希望我的作品不要被贴上“中国风”的标签,而是抓到内在的“韵”。填词人不能拿了好多块招牌在手里,结果都浪费了糟蹋了。我现在觉得有时用一个精准的动词要远远胜过那些一大堆堆砌出来的形容词。譬如,我曾给陈奕迅写过一首《shall we talk》,里面有一句“情人只听见承诺”。这句话中的“听见”,我起先想了好多别的词,诸如“相信”啊,“渴望”啊,“想象”啊等等很多动词,但最终还是选了这个最少主观色彩的“听见”。我觉得这是最契合实情的。用“听见”这个词,有留白的味道。
身为香港著名词人,早已写道“我怕太早把人生看通透”的他。却已是位看通看透人生世事的修行者。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他,喜欢谈中国新诗,诉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慕。
您眼下这种“安乐”的心态,对自己创作有什么影响?
林夕:我现在看当初的自己,实在太“坚强”了,或者说我上了“坚强”的当。只管拼命考验自己的意志力,结果都是自己挨苦。当初我为刘德华写《观世音》,文言白话,气象很大,结果弄了五天都没有睡觉。实在是大可不必的。如今知道要“量力而为”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