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7日，导演娄烨在他的微博上宣布，将以导演个人名义，开始公布电影《浮城谜事》的全部审查信息——这是国内首次有导演公开电影审查过程。娄烨：我第二篇微博之后，北京局就给制片人打电话，星期三都快解决了，然后又反复，又说不行，又开始一轮一轮的沟通。
娄烨谈电影上映过程
娄烨谈中国电影
娄烨率性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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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烨个性十足
导演娄烨陷入沉思
娄烨表情严肃
本站娱乐讯 2012年9月7日，导演娄烨在他的微博上宣布，将以导演个人名义，开始公布电影《浮城谜事》的全部审查信息——这是国内首次有导演公开电影审查过程。直到昨天（9月25日），娄烨再次更新微博，宣布与广电总局“达成折衷方案”，同时宣布放弃“导演署名”——这也是国内首次有导演宣布放弃在影片中的署名。
而这两个“首次”的背景是：2006年娄烨因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违规放映《颐和园》被广电总局以一纸禁书，被禁5年不允许在国内拍片。《浮城谜事》是他解禁后回归的首部中国电影。该片在取得上映许可证后4个月被要求，需再次删改，方可上映。
娄烨在对话中说到自己的一个小段子。几年前在巴黎拍地铁里一段戏时，地铁老板担心他暴露“阴暗面”要求看回放，他的制片主任揶揄对方：“你没戏，中国政府也一直想看他的片都看不到。”而如今，娄烨做好心理准备回归到曾经反对的电检制度下，决心做一部体制下的合格作品。没有想到的是，“我作为一个因为违反电影审查制度被禁5年的人，现在要告诉电影审查者——请你们尊重自己的决定！”
“人和体制的对话要远远困难于人和人的对话。”这是娄烨的感想。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次与体制的对话。
在同意修改的那一刻决定：取消导演署名
陈弋弋：关于电影里，拾荒者被砸死的部分，到底被砸多少下，一直是电影通不过的焦点。官方希望你删成两下，你坚决不同意，僵持了17天。最后为何还是接受了修改？
娄烨：因为不改就真可能上不了。我也觉得这事儿挺没劲的，但为了投资方的利益，我同意搁置问题起因，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官方和我沟通到最后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改多少不重要，怎么改无所谓，他们要的是我的姿态。电影的核心已经变成了姿态，我理解了。为了影片能够公映，也为了影片资方的利益，实际上没做任何删除，仅做3秒23格淡出。我接受了。
陈弋弋：既然已经接受了，那为什么最后又选择不署导演名？
娄烨：这是一个与修改同时做出的决定，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态度和选择。以后如果再遇电影审查出尔反尔，提出无知和无视作者及投资人利益的不合理要求，或者超出导演本人接受的底线，我可能会为影片利益进行“可接受”的修改，但我都会取消“导演署名”。因为，我作为导演，有终剪权。我的终剪权是精确到每一秒每一格的，那每一格都是花了7、8个月的时间反复尝试、比较，才决定的。现在，居然要为了电影以外的事情来改动，我觉得太难受。当然，你可以说我太敏感，那我就是！我就是在导演工作这条神经上，非常敏感！
陈弋弋：下一部电影还想在国内立项和拍摄吗？
娄烨：已经立项了。我还是会在国内工作。当然，被禁那5年在海外拍片，是我工作得最快乐最自由的。但是中国导演在中国拍片，拍给中国人看，还是我最后的选择，和血脉有关。
陈弋弋：中国导演在中国拍片拍给中国人看，比追求工作的自由和快乐更重要吗？
娄烨：不比。但是我认为，即使下次还这么痛苦，也是我的责任。但这次我还是有一些高兴，毕竟官方可以接受我只做这么小的修改，我们一起艰难地往前走了一小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做了他们认为该做的，我做了我认为我该做的，电影还可以上映。
回国拍片的“自觉”：在承认电检的前提下做出一部及格作品
陈弋弋：当一部电影被报道通不过电影审查，几次三番被要求修改时，可能很多人就会以为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多么出位、敏感的故事。是吗？
娄烨：其实没有那么敏感。这就是一个比较接近日常生活的故事：一个男人表面上有一个幸福的家，但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藏在暗处的家，还有发生一夜情的女朋友。这是从日常生活中来的戏剧性，最初是一个网络帖子。
陈弋弋：这是你被禁5年，回到中国后的第一部电影。你之前有没有想过，在选材上要特别小心？
娄烨：当然，我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是需要经过中国电影审查的。所以我给自己的任务是——能不能在现有的电影审查制度下，做一个及格作品。这是一开始就定了的事情，所以选题啊，制作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这一点。
陈弋弋：就是说你自以为已经规避掉一些可能会被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娄烨：对，虽然我不是特别有经验，因为我导的前两部片子想怎么拍怎么拍（2006年娄烨因未经审查在戛纳国际电影节放映《颐和园》，被禁止在国内拍摄电影5年。这5年里，他在法国拍摄了《春风沉醉的夜晚》、《花》，都无需经过国内审查），特爽。但是现在既然回来国内拍片，因为找这个题材本身就已经考虑到这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撇开任何敏感的社会背景敏感的话题，努力在做。
多轮审查全程：从可接受到几乎放弃
陈弋弋：最初的审查应该是从剧本立项开始。剧本审查用了5个月，修改意见多吗？
娄烨：不是特别多。第一次五六条，第二次三四条，第三次两三条。提的我都可以接受，等于是在剧本阶段帮我规避一些未来不过审的危险。比如说：好人有好报。根据规定，送审后30天内必须给出答复，我得到的三次答复永远都是在第30天的时候，一共耗了5个月，很拖延。是这个我可以理解，理解他们对我有一点不放心，毕竟我刚刚解禁。
陈弋弋：到内容审查第一轮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呢？
娄烨：提出的意见是减弱片中的***场面和杀拾荒者时候的暴力成分。我也能接受。
陈弋弋：你改了吗？
娄烨：我改了，我按照他们所有的要求修改了——我把***镜头去掉二分之一，杀拾荒者的镜头也去掉一半。
陈弋弋：当时具体的意见就是要你剪掉二分之一左右吗？
娄烨：没有，意见只说要减弱，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我只能按自己的而理解来剪。但是你要明白，这不是简单地剪几刀就行，它需要整个电影做调整，让前后的关系不乱，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和电影气质的完整性。关键是我们做了这个修改后，送到电影局，获得认可。电影局还希望在最后结尾能体现出善恶有报的问题。当时我们问加字幕行不行，他们说也是可以的，我就在片尾加字幕“**和**在几个月以后接受调查”。然后我们拿到了电子版的公映许可证，才在戛纳电影节放映。
陈弋弋：第三次送审给出的意见和第二次基本一致，只是有了量化的要求，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了？
娄烨：第一，审查机构在给我公映许可证4个月之后，又在上映前41天突然提出要我再修改，这等于推翻了他们自己的上一次审查。那么无形当中就造成了一个事实，就是说我在戛纳的放映又是非法的，我就要承担这个责任，那个责任很可能就是我还要被禁拍五年！因为我就是在2006年未通过审查在戛纳放映了《颐和园》才被禁5年不能拍片的。我就不明白，既然我现在回到了审查制度下，配合这个制度，那审查我的人要自圆其说吧？要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吧？第二：从戛纳放映以后，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没人给我一点儿意见。但是上映之前41天突然向我提出这个意见，我根本来不及做任何修改。
陈弋弋：你的意思是，如果官方提前跟你说，你是可以接受的？
娄烨：我有考虑的余地。因为混录还没有完全完成，胶片素材还没有成型，上映的准备才刚刚开始。但我现在都做完了，离上映还有41天，又再让我改，这意味着我要重新进棚，重新做很多后期……这绝对不可能，是没法接受的。
陈弋弋：其实你更在意的不是改不改，而是官方在制度上的不清晰和态度的反复？
娄烨：对，既然我已经在电影审查的框架下工作，那大家都应该尊重电影审查的决定。但很荒谬的是，我作为一个因为违反电影审查制度被禁5年的人，现在要告诉电影审查者——请你们尊重自己的决定！我自己都是觉得特别可笑，但我希望能维护这个行业最低的底线。如果说许可证发布后还可以出尔反尔，那就是说官方随时可以撤片，上映了都可以。（确实有这样的先例。）对，那没有一个影片是安全的，没有一个电影投资是安全的，没有一个导演的创作是安全的。我相信这也不是电影局希望传达的信息。
2012年9月7日，导演娄烨在他的微博上宣布，将以导演个人名义，开始公布电影《浮城谜事》的全部审查信息——这是国内首次有导演公开电影审查过程。娄烨：我第二篇微博之后，北京局就给制片人打电话，星期三都快解决了，然后又反复，又说不行，又开始一轮一轮的沟通。
娄烨开心笑容
娄烨侧影
娄烨对话本站娱乐
娄烨在他的工作室
娄烨开心展笑颜
电影《浮城谜事》上映许可证
用微博呼吁对话：因为人和体制的对话困难重重
陈弋弋：那你是怎么想到开微博直播审查过程的呢？
娄烨：我是没办法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只能用这个方式来要求对话。
陈弋弋：你在开通微博之后，他们有跟你沟通吗？
娄烨：我第二篇微博之后，北京局就给制片人打电话，星期三都快解决了，然后又反复，又说不行，又开始一轮一轮的沟通。
陈弋弋：跟官方的沟通交流过程中，你们有变得彼此更加了解吗？我常常听很多导演跟我说，某某官员其实人非常好，非常帮忙，他们也是制度下的无奈。
娄烨：沟通确实促进了双方的了解。我有时候会特别生气，有时候也会请求谅解。我说：“请你们理解一个两次被禁，十年没有在自己国家电影院上映自己影片的导演，对审查制度的不适应。”这都是我说的话。短信，电话都说过。他们希望我理解，我也希望他们理解。整体感觉就是——人和体制的对话要远远困难于人和人的对话。不管是我作为体制外的导演，还是“他”作为体制内的一个官员。
不要忘记：中国电影人都是审查制度的共谋者
陈弋弋：那你觉得这个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体制上吗？但体制不就是人在创造和维护的吗？
娄烨：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极限尽量去做，那每一点小的进步最终会换来体制的大改革。当然，如果所有人都不相信，那就所有人都往恶性里走，体制也会越来越恶性循环，一直到它崩溃。电影审查制度是双向的，如果没有被审查者，审查是不存在的，所以中国有电影审查制度由中国电影人负责，你不能说由美国电影人负责，也不能说由官员负责。我现在不也是主动送上门去了吗？我也是一个共谋者？但不要忘记，共谋的方式，我们是有选择的。
陈弋弋：其实你遇到的这种情况，很多导演都遇到过，但是他们最后的选择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与制度共存。电影照拍，电影节照去，但是你，好像不能？
娄烨：（长时间沉默）我可能特别敏感。举个例子，拍《花》的时候，我在巴黎地铁拍亚洲人会被重点查票的段落，其实就是表现他们歧视亚洲人。当时巴黎地铁公司特别紧张，怕影响巴黎地铁的形象。他们老板很担心，等我们拍完以后就通过法方公司来问，“能不能把你拍的那段给我们看一下？”当时我的制片主任就跟他说：“你没戏，中国政府也一直想看他的片都看不到，你肯定不行。”给打回去了。再比如《春风沉醉的夜晚》戛纳放映之前在巴黎做拷贝，技术不合格，我没有认可，差一点我就打电话取消戛纳放映。后来制作方马上找到解决方案，完成了一个能放映的拷贝，我才同意去。
陈弋弋：有没有人说你很轴？
娄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我看来，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消耗资源非常多的工作，所以电影导演的责任也就比较大。我的决定是涉及金钱和所有人劳动的，我的责任就是不能让这些人的劳动成果失控。我不可能在影片开始的时候打一个字幕，说因为困难重重，因为我碰到了不合理的电影审查制度，导致这部电影不好了，请大家原谅。完成片就是完成片，我对这个完成片负有绝对的责任，这是最基本的行业规则。我更不可能把这责任转嫁给电影局，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争取不做修改的原因，因为一旦我同意这个修改，责任就在我，而不是在电影审查。就是这么残酷。
陈弋弋：你考虑过不上映吗？
娄烨：我考虑过不上映，但是我觉得这个决定还是很难做出的。
电影审查制度影响创作：不是做不好电影的借口。
陈弋弋：电检制度的不合理实在已经被说过太多次了，多到虽然官方从未正式说明过无法推行分级制的理由，但我们都快要理解了。
娄烨：对于不分级，我一直打的一个比方就是——本来是可以把孩子放到孩子房间去睡觉，父母在自己的房间***就很正常。现在的前提是有房子，但非要把孩子放到父母的房间，然后派一个警察站在这儿，不许父母***，因为要保护儿童，这个警察就是审查制度。而且警察还换班，每一班警察的标准不一样。没有分级制，实际上最大的风险不是针对导演的，实际上是针对整个行业的。电影审查对整个行业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风险，而这个是对于本国行业的，对国外没有意义，因为任何一个美国片在全世界销售以后，到你这儿，他会知道中国是一个电影审查地区，你随便剪，我能赚多少钱赚多少钱。这不是自残吗？
陈弋弋：你的电影总是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它会影响你以后的创作吗？
娄烨：电影审查肯定是影响创作的。
陈弋弋：它会成为你今后电影一旦不好看的理由吗？很多导演总说作品不好都怨审查制度。
娄烨：当然不是。比如说美国海斯法典盛行的时候，黑色电影（1930年，美国天主教教士丹尼尔o劳德提出电影败坏了美国人的道德观，他起草了一部影片检查法典，后来成为电影业自律的规范，史称“海斯法典”，是美国电影历史上最严厉的审查制度。法典规定了电影的许多“不能”，比如不能表现对犯罪、非正义行为的同情，不能鼓励模仿这些行为，不能让罪犯不受惩处，不能出现裸体、接吻、饮酒，不能让人反感婚姻制度……随着公众价值观改变，“海斯法典”渐失人心，最终在1968年被电影分级制度取代。但法典实行的三十多年里，好莱坞除了制造出许多主流价值作品，也大量诞生了一种中低成本电影，它们并不违反法典中的规定，却弥漫着消极、颓废、宿命论的情绪，在价值观上与“海斯法典”的动机完全相反。无论犯罪片、西部片，还是科幻片，甚至动画片，具有这种价值观特征的影片日后被称作“黑色电影（Film Noir）”，拥有大量影迷，也成为一种美学现象。）就产生了。电影审查制度绝对不是做不好电影的借口，但电影审查制度确实让我们一直停留在海斯法典的时代。
（陈弋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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